毛泽东与徐景贤

在此，不妨先述及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王洪文的相识，始于上海文革动乱期间，确切的日子是1966年12月18日。初识王洪文时，便觉得他身上有着一名复员军人的气质。他偏爱身着军装，而当时正值寒冬，他身上那件洗得略显发白的棉质绿军装，搭配一顶翻卷的海虎绒帽子，胸前还佩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

他口音纯正，东北普通话的韵味十足，然而上海话的流利度尚有不足，虽偶尔能脱口几句，但日常交流仍以东北普通话为主，那浓郁的鼻音更是显露出他的地域特色。他自述为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土生土长之人，1935年出生，与我相比，他年轻整整两岁。他的童年生活颇为不易，既要辛勤耕作于田地，又要负责饲养猪群。在东北，猪是需要放养的，驱赶猪群的任务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同时还要照料马匹。他的小学教育并未完整，文化程度相对有限。

自幼年起，他便在吉林这片土地上四处漂泊。他回忆说，在解放前的岁月里，他曾亲眼目睹过所谓的“老毛子”——那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到一家饺子摊前，因身边没有合适的器皿，便摘下帽子，恳请摊主将饺子倒入其中。而我们只能默默在一旁观看。1951年4月，十六岁的王洪文毅然踏上了前往东北参军的征途。他常说，我和你们，尤其是您老徐，并非同一条道路上的行人。

在那日，他沉浸在酒色的欢愉中，紧紧握住我的手，话语里夹杂着醉意与真诚：“老徐啊，我内心如同明镜一般清晰，你对我有所保留，这我心知肚明。我本是放牧牛羊的普通人，而你，却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这番酒后真言，揭开了他长久以来的心结，他总觉得自己与我不在同一个社会阶层，难以产生共鸣。

王洪文入伍后，在浙江湖州的二十七军军部担任了通讯员的职务，这使得他与当时的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建立了深厚的了解。尤太忠见到他时，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小王”。在随二十七军奔赴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他最初担任的是警卫员，后来又转任为通讯员。他心怀远大志向，曾自豪地讲述，在执行通讯任务时，即便面对炮火连天的战场，步履维艰，他也能机智地利用两位英勇牺牲的战友的遗体作为休憩的垫子，稍作休息后，便再次坚定地踏上征程。

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他英勇善战，确实具备了一定的资历，但遗憾的是，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并未为他赢得晋升的机会。归国后，部队成立了军乐队，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加入的申请，并顺利获得了批准。我曾好奇地向他询问具体担任的职务，他笑着回应，自己负责吹奏黑管。

尽管我详尽地研读了王洪文的所有传记，却始终未能找到他吹奏黑管的任何记载。我出于好奇询问了他的吹奏技巧，他坦率地表示自己对乐谱并不精通，只是随心所欲地吹奏。他对音乐的热爱似乎并不深厚，他自己也表示，自己并不懂得乐谱，仅仅是随意地吹奏。当时，解放军官兵佩戴船帽，他常常随意地将帽子抛掷空中，呈现出一副懒散的姿态。

在军乐队中，他荣膺副排长的殊荣，随后便从吹奏黑管的行列中悄然退去。服役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面对有限的职业前景，他选择了复员，投身于国棉十七厂，成为一名保全工人。他向我透露，当时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加油”，这源于他们的职责——为每一台纺车进行加油与维护。

王洪文当时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我好奇地询问他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他回应道：“哎呀，挺无聊的，每到周末，我就会去市中心逛逛。”那时，住在杨树浦的人们习惯将上海市中心称为“市里”。他补充说，每次回工厂都会买上六瓶啤酒，一边夹在左右腋下各两瓶，另一手再提两瓶，如此一来，便带着六瓶啤酒乘坐外滩的六路有轨电车。在车上，他一边品尝啤酒，一边观赏沿途风光，电车一路“哐当哐当”地驶过，六瓶啤酒也就此一饮而尽。他的饮酒习惯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往昔，一位年轻工人于厂内安家，每逢周末，常感无聊。王洪文在厂中的薪酬一直偏低，直至转至保卫科任职，收入才有所增加。然而，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月薪也不过区区六十八元。他消费习惯颇为豪放，既无储蓄，亦无房产，因此在寻觅伴侣的道路上，遭遇了不少挑战。

1950年代末，王洪文与崔根娣相识。崔根娣彼时在上棉十七厂的托儿所担任保育员，尽管身为临时工，她的出身却较王洪文更为优越。她自幼便被一对退休工人夫妇收养，而这户人家在定海路桥拥有一间面积不过十平方米的小平房。王洪文对崔根娣的境遇心生好感，遂鼓起勇气追求，两人最终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共同养育了一女两子。

自文革初期爆发，王洪文便在厂内张贴起四清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由此迅速跻身于上海造反派的先锋行列。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尽管热衷于口诛笔伐地抨击他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思想，却未能免俗，自己也陷入了其中。起初，他身着朴素的旧棉军装，然而随着夺权运动的兴起，他的品味开始转向奢华，频繁地更换着崭新的军装，每一套都源自他向部队的特殊索要。除此之外，他还向部队索要牛皮皮鞋和大衣，尤其是那些带有盖袋以彰显干部身份的长款大衣，他常常随意地搭在肩上。

起初，他的居所位于康平路的一座公寓中。康平路大院占地，坐落着三栋四层高的公寓楼。每层楼均分配有两套住宅，一套用作办公，另一套则用作居住之用。其中，有一套采用两室两厅的格局，曾是市委常委的私人寓所。

搬入公寓后，王洪文的视线所及之处，赫然是一排风格典雅的二层花园洋房。每座洋房都拥有专属的庭院，院内种植着果树，无不彰显着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往昔岁月，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一时名流曾在此筑巢安家，而随后，马天水、王少庸等亦纷纷加入其中。王洪文由此不禁感慨万分，自己的身份地位似乎有了显著的飞跃，因而也得以入住前方那座精致的小洋房。

入驻那座小洋楼之后，他的内心却并未就此满足。单套住宅不足以抚慰他的欲望，于是他又购入了两套房产。在晋升至中央副主席之位后，尽管他在上海的房产在他整体资产中占比不高，但他仍觉得自己的住所不够显赫，于是又决定搬迁至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这幢洋房装饰华丽，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荣昌路特设了独立的出入口。二楼藏有一间看似普通穿衣镜的隐蔽房间，实际上拉开后便是一条秘密通道，通道的尽头还设有几间同样隐蔽的房间。这一切无不彰显，随着地位的攀升，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变得越发炽热。

1975年，他果断地舍弃了康平路院落中那座豪华的洋房，重返上海，并搬迁至东湖路七号的住所。该住宅坐落于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的拐角，院落宽敞，内设游泳池与网球场。入住不久，他便委托市委招待处提交了一份报告，旨在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私人观影空间。

当时，我深感这一要求过于奢侈，因为尽管毛主席提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他似乎却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特权。基于东湖电影院历史悠久，早在解放前便已存在的理由，我向马天水提出了我的疑问，质疑将之划归个人使用是否妥当。正是我的建议，使得此事最终得以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其位于上海的私家车库内，停泊着六辆风格迥异的座驾，此外，还配备了专用的安保车辆。其中，一辆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高级轿车尤为引人注目，车内装备了先进的恒温控制系统，驾驶座与后座之间设有隔离玻璃，不仅有效隔音，还能灵活调节升降。

另一款座驾则为德国精工打造的奔驰轿车，成为他日常出行的不二之选。然而，当他深入基层与民众接触时，他便会选择驾驶一辆上海牌的桥车，以此彰显其平易近人的姿态。他的车库里还停放着一辆伏特加品牌的汽车，以及一辆北京吉普，后者在递送信件、搬运物品和狩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还特别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该车配备厚度达数英寸的防弹玻璃，车身采用防爆钢板，重量相当可观。这辆防弹车曾在靶场经历机枪、步枪的射击以及手榴弹的轰炸，却毫发无损。每当他前往北京，便会将这辆防弹车妥善地锁在车库中，待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再重新投入使用。

在上海，王洪文对酒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地方管理尤为严格，即便是入住宾馆，饮酒也得自行付费。在这种环境下，他经常前往部队，特地与军长、师长、副司令等军官共饮。他今日拜访这位官员，明日又造访那位，频繁出入，直至酩酊大醉。

自林彪事件之后，王洪文被委以重任，担任上海警备区政委，前往杭州处理相关事务。然而，他的傲慢与自大愈发明显，仿佛被各种宴请的漩涡所包围。他沉溺于酒色，对酒嗜好如命，行为愈发放纵。我曾与王秀珍一同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每日四餐，早餐与夜宵也离不开茅台。

有时他醉得昏昏沉沉，言语不清，舌头更是夸张得令人难以置信。待他酒醒，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随他一同前往杭州，协助整理项目资料，历时两月。目睹王洪文如此行为，我心中不禁充满愤懑，遂在私下创作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抵达北京后，鉴于薪资未见增长，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在马天水的首肯之下，每个季度都会送给王洪文数百元，这在当时可谓颇为丰厚。在京城，王洪文亦需应对各种酒宴应酬，我曾亲眼见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赠送他几箱白沙酒，这无疑是额外的馈赠。

然而，在京城饮酒亦需自掏腰包，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前往人民大会堂购买国宴剩余的酒水。国宴结束后，剩余的干净茅台酒会被集中收集，重新装瓶后内部分发，每瓶仅售一两元，价格十分低廉。王洪文不止一次地购买这种酒，数量颇多，此举被人知晓后，却引起了众人的轻视。王海容和唐闻生对他颇有微词：“没门。他若想来我们这里占便宜，那是绝不可能的。”

1972年，王洪文被调入中央机关，初始并未赋予他核心领导层的职位。相反，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对他的悉心培养与严格考察。

王洪文重返上海，其目的在于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步入市委康平路的办公地点，他立即急切地渴望与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进行会面。

王洪文追忆往事，提及在京城的时光，毛主席曾向他指点，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鉴于这篇古文深奥晦涩，王洪文深感阅读的艰难，于是特地请朱永嘉为之阐释。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西汉高、文、景、武、昭各帝，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

朱永嘉将此事告知于我，我立即察觉：毛泽东历来推崇“古为今用”的读书之道，而他指定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无疑含有深远的寓意。为了探寻这其中的奥妙，我立刻要求朱永嘉火速寻觅《后汉书》以便研读。

刘盆子是谁？

《刘盆子传》中记载：“刘盆子，源自泰山脚下的式县，是城阳景王刘章的裔孙。”式县位于泰山的怀抱之中，与泰安城相邻。景王刘章，乃汉高祖刘邦的孙辈，而盆子作为刘章的直系后裔，其体内流贯着皇室的血统，自是刘氏宗族中的一员。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的社会地位却十分卑微，仅是一名放牛的孩童，世人便称他为“牧牛童子”。

于王莽晚年，赤眉起义军发动了农民抗争，琅琊人樊崇在莒地起事，挥师西征，直指长安城。一位智者向起义军领袖樊崇进言：“将军现领百万大军，西征皇城，却尚无尊号……何不拥立刘氏后裔，行正义之举，发起讨伐，以此名义号召天下，岂有不服者？”樊崇采纳了此策，决意选立一位刘姓宗室为帝，以正出师之名，震慑四海。

往昔，赤眉军麾下聚集了景王刘章的七十多位子孙，其中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与皇室血缘最为亲近。在面临推举新帝的棘手问题时，赤眉军的领袖樊崇及其决策者们深思熟虑，后听闻古时天子出征时，其将帅被尊称为“上将军”，于是他们灵光一闪，取来三片小木片，其中一片镌刻着“上将军”三字，作为推举皇帝的凭证，与另外两片空白的木片一同放入方形竹筒中，通过“摸彩”的仪式来确定皇帝的人选。

经过深思熟虑，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郑北之地，构筑了一座雄伟的高台，并在其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樊崇邀请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汇聚一堂，于台阶下集结，并指派刘盆子等三人依次登台，从竹筒中抽取“符箓”。在众人中年龄最幼的“牧牛童子”刘盆子，在最后一位抽取时，竟然奇迹般地抽到了一块上书“上将军”字样的木制凭证。因此，刘盆子得以侥幸登上皇位，众将领纷纷向他行礼，尊称他为君主。当时年仅十五岁的他，即位后依旧保持着往日的习性，常与一群牧童嬉戏度日。

王洪文的生平轨迹在若干层面上与刘盆子颇多相似。自幼，他便放牧牛群、饲养猪崽，在东北吉林广袤的田野间辛勤劳作。早在1968年国庆佳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他，王洪文亦向伟人汇报了自己那段宝贵的农村经历。毛泽东亦曾多次向他人提及王洪文，称他曾是农夫、士兵、工人，此后又步入干部行列。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昔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然内心亦存疑虑：回顾我党历史，曾有工人出身者跻身高层领导，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王洪文能否担此重任？是否会步向忠发后尘？毛泽东对此颇感忧虑，特意让王洪文阅读《刘盆子传》，其意显然是传达出这种关切与不安。

王洪文特地邀请朱永嘉于次日携带《后汉书》至康平路大院，旨在深入探讨《刘盆子传》的深层内涵。朱永嘉在接到邀请后，便在写作组办公室再次仔细研读了这篇文章。阅读完毕，他情绪高涨，激动地拍打着桌案，对坐在身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位领导核心直言：“其意昭然，毛主席曾告诫王洪文，切勿步刘盆子的后尘！”

本人在翻译古文时，恪守中立原则，未曾发表任何个人见解。除对《刘盆子传》进行白话文的深入阐释外，在其余领域，我始终保持着缄默。

次日，朱永嘉在王洪文的办公室里，逐字逐句地阐释《刘盆子传》。王洪文全神贯注地倾听，随后亲自拿起《后汉书》，潜心阅读了许久。待全书讲解完毕，阅读暂时告一段落，王洪文陷入沉思，许久未发一言。

王洪文，一位聪慧伶俐之人，政治触觉极为敏锐。仅仅聆听了一遍《刘盆子传》的白话文翻译，他便洞悉了毛泽东让其阅读此文之深意。然而，他亦是一位城府颇深的人物。在朱永嘉面前，他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完成《后汉书·刘盆子传》的阅读后，他并未表达自己的感想，而是巧妙地将话题转向其他，使得这场读书活动就此落幕。

王洪文成了“刘盆子”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