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小丹趁着探亲假，顺便帮忙处理格律诗公司的事务。
下了飞机，她安顿好住处，就联系了进出口代理公司，给郑建时和詹妮送音响。
郑建时和詹妮都是丁元英的朋友，自从丁元英解散私募基金回国后，他们之间便断了联系。
这次芮小丹突然到访，两人既感到吃惊又十分高兴。
虽然丁元英已经避世两年了，但他们还是能从韩楚风那里得知丁元英的近况。
芮小丹作为丁元英的女朋友来访，詹妮和郑建时都抢着要请她吃饭。
三人聚在一起时，郑建时得知芮小丹此行要办的事，有些抱怨芮小丹来德国，丁元英没提前跟他打招呼。
音响的事，直接找他就能办妥，何必去找什么代理公司呢。
郑建时这话里，多少有点怪丁元英没把他当朋友的意思，当然，也夹杂着几分客气的成分，毕竟詹妮也在场。
詹妮听了这话，只是微微一笑，说：“元英这个人，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了。”
显然，她很了解丁元英的处事风格，如果丁元英会专门打招呼找人接待女朋友，那他就不是丁元英了。
回想起当初私募基金清算时，郑建时作为担保方，投了丁元英一票“不道德”，而且这一票还是关键性的，直接导致丁元英的资金被冻结。
对于郑建时的这一行为，韩楚风和詹妮很是看不惯。
而詹妮在柏林影响力很大，郑建时这会儿正好想借着热情招待芮小丹的机会，挽回一点之前“背信弃义”的形象。
毕竟他作为好友，在关键时刻站到了丁元英的对立面，而且还是在丁元英已经带他赚钱的情况下。
郑建时和丁元英的相识，跟詹妮与韩楚风的校友情谊不一样。
丁元英留学时，两人因茶道相识，又因讨论佛教成了朋友。
原著中对于郑建时的介绍很是详细：他生于波恩，祖籍安溪，信佛教，身兼欧洲华人协会常务理事、德国福建同乡会秘书长、柏林安溪茶业商务会会长等职。
此外，他在不莱梅开了“中华园”分店，在柏林经营茶艺馆和一家叫“斯雷特姆”的贸易公司，在欧洲闽南系华人圈颇有名气。
作为皈依持戒的人，本该看淡名利，可从他这些头衔就能看出，他人际交往广泛，是个社交达人，很看重名利，信佛或许只是表面功夫。
当他得知丁元英要找的欧洲代理商，不仅不用出一分钱，不用负责广告和销售业绩，还能赚货底时，赶紧跟芮小丹说，把这个代理机会给他。
这样一来，他可以拿着两份人情去伦敦、巴黎的侨领圈子联络感情，再用斯雷特姆公司和格律诗签约总代理。
有生意能两头赚钱，没生意也没损失，还能让丁元英欠他个人情。
为此，芮小丹把办事的手续交给郑建时时，拿出3000美元作为路费，说要是不够让他先垫着，办完后一起结算。
当时两人在车里，郑建时握着方向盘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像闲聊似的说道：
“昨晚我和元英聊了几句他筹划公司扶贫的事，说他境界高了。他说，不要拔高这事，就当养了一盆花儿吧，能不能成活还两说着。我说，这是布施的善举，既是一盆花儿，我也随喜浇瓢水吧。你说你是探亲捎带着办这事，我就不能联络侨务工作也捎带一下吗？你站在我这个位置想想，如果我连这点便宜都占了，别说我是个皈依之人，我连个凡夫俗子都不如。所以，你给我留点面子。”
虽说帮忙办事，收路费也是合理的，可郑健时这拒绝的理由，恰恰印证了丁元英对他的评价。
韩楚风请丁元英喝酒那晚，两人聊天时，韩楚风说没想到郑建时会投丁元英不道德票。
丁元英却不在意，反而解释说：
“建时凭心凭理超度亲疏，不失佛门正本。但他的佛根里只有熔点没有正智，所以他看我是一个元宝不失德行，一坛元宝图财害命。他那个佛，是修来世正果的佛，他还得到佛祖那儿多咨询咨询。”
这意思大概是说：郑建时做事依从本心和道理，不被亲疏关系影响，这点符合佛门宗旨。
但他的佛学根基有局限，只有“熔点”式的判断。就像物质到了某个温度才会熔化，他看道德也只看利益多少：少量利益（一个元宝）时觉得合乎德行，利益多了（一坛元宝）就认定是图财害命，却看不到事情的本质，缺乏真正的智慧。
他信的佛，是为了求来世福报的，还没理解佛的真谛，得再好好琢磨琢磨。
而郑建时拒绝这3000美元的行为，就能看出他 “只有熔点没有正智”。
收与不收本无对错，收是正视成本，不收是主动“随喜”，皆可凭本心。
但郑建时的话暴露其未遵本心，反被外界裹挟：
一是被对比心主导。
他以芮小丹的行为为参照，又拿“皈依之人”与“凡夫俗子”对比，借不占便宜显优越感，选择以他人为标尺，落入外在评价陷阱，正合丁元英 “取决于外界条件” 的判断。
二是江湖气压过佛性。
“给我留点面子”暴露他的修行表层，所求仍是江湖的虚名体面，而非佛门“明心见性”，“皈依”只是标签，行事核心是江湖规则，拒绝金钱为的是维护 “仗义”人设。
他的拒绝看似合佛门“不贪”，实际上是对外界评价的被动回应，未坚守本心。其他的“佛” 停留在形式对比与世俗规则中，未触及“如实观照”本质。
因而显得拧巴，既想标榜超脱，又难脱世俗算计；既想随心，又需对比自证。
如此种种，正如丁元英所言，郑建时看似在佛道与世俗间游走，实际上被自身局限困于其中。
由此可见，真正的智慧与超脱，绝非靠做一些表面功夫就能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