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
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布局与具体指挥，均由周恩来亲自负责，董必武则作为其最可靠的助手。自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直至1947年3月，董必武与周恩来并肩作战于武汉、重庆、南京等城市，共同主管统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工作。周恩来离任返回延安后，南方局的工作便由董必武接棒主持。他巧妙地派遣得力干将潜伏于国民党党政军的核心机密部门及其负责人周围，构建起无处不在的情报网络，收获颇丰，对国共两党的斗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中共隐蔽战线的三位杰出人物，陈忠经、熊向晖与申健，均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活跃于谍报战线。在这三位中，熊向晖尤为突出，被誉为“后三杰”的领军人物。
1936年，熊向晖成功踏入清华大学的大门。在求学期间，他投身于中共北平学生运动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凭借其出色的表现，他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民先清华分队的关键领导之一。同年12月，他得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及北平、天津等地的高等学府纷纷迁往湖南长沙。年终之际，他们在长沙组建了青年战地服务团，前往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提供支援。周恩来闻讯后，迅即指示蒋南翔挑选一名秘密党员加入该服务团。蒋南翔便推荐了熊向晖。
1937年岁末，服务团抵达武昌。31日，他们接到通知，需等待胡宗南的“传见”，实则是一场“面试”。不出所料，准备充分且条件符合的熊向晖引起了胡宗南的注意。
那晚，熊向晖便乘渡轮从武昌抵达汉口，寻访至八路军办事处。恰逢周恩来与蒋南翔均外出，董必武便出面接待了他。听闻熊向晖已赢得胡宗南的青睐，董必武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所传达的周恩来总理的见解，实则亦凝聚了董老个人的深思。这些充满智慧的见解，对熊向晖在长期潜伏与情报工作中的指导意义尤为深远。
1938年，董必武在重庆。
不出所料，熊向晖很快便成为了胡宗南的得力秘书，备受信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机密指令，均由熊向晖亲自接收；胡宗南发布的各项命令，亦悉数由他起草。熊向晖具备了成为一名出色谍报人员的最为关键、最有利的条件。
陈忠经，江苏仪征之人士，生于1916年，于1934年顺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与熊向晖的经历相似，他同样因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而获得了胡宗南的信赖。从战火纷飞的长沙，转至秦腔激昂的凤翔，陈忠经与胡宗南进行了欢愉的见面与深谈，歃血结盟，随后荣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的首任书记。
1939年秋季，陈忠经在重庆与董必武会面。董必武向他阐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和其特有的性质。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会晤，陈忠经记忆深刻，即使数十年后，他仍感慨万分，回忆说：“抵达重庆后，董老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内心有些犹豫，想离开西安，但他的话语坚定如山，鼓励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返回！’董老的湖北口音浓厚，尤其是在‘去’字上，语气尤为坚决。至今，那句话仍铭刻我心。我一生铭记的，便是这番教诲，尤其是他最后的‘回去’二字。”
遵照董必武的吩咐，陈忠经重返西安，依旧受到胡宗南的赏识，担任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委员，以及新秦日报社的董事长一职。他与熊向晖、申健共同组成了三人小组，实行单一渠道的联络方式，期间曾由吴德峰、罗青长、曾三、王中等人担任领导。
在1983年7月的北京，一张合影记录了历史。其中，后排右起第四位是陈忠经先生，紧随其后的是熊向晖先生。
抗战初期阶段，胡宗南抗日尚积极，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加剧，三人小组也活跃起来。他们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有西安各党政军民机关调查详表、防止异党活动方案、胡宗南特务系统概况、电报密码、蒋胡的战略动向、胡宗南军队的战斗序列、编制、番号、主官姓名、装备、人数、驻地、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等，其中有两份情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一次是1943年，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当时，延安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情况万分紧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胡宗南进攻边区的企图与计划。
本来胡宗南是要 “攻其不备”，“闪击”延安，没想到，进攻计划被公之于众，无“奇”可言，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落空，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于无形之中。
另一次是在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向延安发起进攻，熊向晖及时上报了敌人的计划。党中央知己知彼。由此，毛泽东才敢于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军队周旋；由此，西北解放军才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处的连战连捷。
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情报部对西安情报系统的工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情报对中央工作有很大帮助，称赞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全国的模范，还说：“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二
沈安娜，作为董必武精心部署于国民党核心地带的情报人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沈安娜，原名沈婉，毕业于上海炳勋速记学校，后因才华出众，被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择优录用为速记员，自此投身党的情报工作，默默奉献。
1937年7月，伴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沈安娜历经辗转，最终抵达武汉。在这里，她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得以与董必武先生相见。
董必武热忱地接待了沈安娜，并向她提议：“鉴于你过往在情报领域的工作经历，以及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深厚关系，如今朱家骅已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你可以借助这层人脉，尝试争取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沈安娜
然而，沈安娜内心深处更渴望前往延安，迫切地希望能摆脱那充满污浊气息的国民党机构。董必武则耐心地开导她：“你必须将全局利益放在首位，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党派需要长期隐蔽，你就必须坚守你的岗位。”
沈安娜仍抱有希望，央求道：“能否准许我前往延安深造一年的时间？”
董必武曾言：“哪怕是一日也不可。一旦踏入延安，便永无归途，再也无法重返国民党中央党部！”
沈安娜遵从党的安排，自此默默承受屈辱，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位不为人知的英雄。
1938年，沈安娜凭借其卓越的人际关系，成功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她拥有每分钟200字的非凡速记能力和一尘不染的书法功底，因而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关键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特等高层会议中，每逢蒋介石主持，沈安娜总是速记工作的首选。
凭借担任速记员的机会，沈安娜搜集到了大量关键情报，并迅速将其传递给地下党组织。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原始文件；以及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所通过的旨在反共的清党文件等。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对我党挫败国民党的反共攻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主席台的右侧，第二位专注记录的人正是沈安娜。
1946年1月，正值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沈安娜巧妙地将国民党“党团会”所确定的谈判草案，通过她的丈夫华明——同样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渠道传递出去。此举使中共代表团得以未雨绸缪，从而牢牢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沈安娜凭借其卓越的情报搜集能力，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取了海量的军事战略情报，并将其秘密转交给党组织。
沈安娜潜伏于蒋介石身边，历时11年之久，始终未曾泄露身份。
“你这位小小的速记员，身份虽不显赫，但你的作用却无比重大。”
三
被誉为“红色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亦为董必武所联络的情报工作者。出身四川铜梁的郭汝瑰，于1907年降临人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其堂兄郭汝栋的安排下，他前往日本深造，此行后与中共断绝了联系。归国后，郭汝瑰考入了陆军大学，成为一名备受皇帝信赖的门生。随後，他加入了陈诚麾下的十八军。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郭汝瑰担任十八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的旅长，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七昼夜，一战成名。郭汝瑰还参与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多场战役，均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深得陈诚的赏识，并最终在蒋介石心中树立了“军界精英”的形象，在国民党军队中一路高升，平步青云。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郭汝瑰亲历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与黑暗景象。在他直接掌管部队之前，郭汝瑰曾以为对日作战的失利，根源在于装备的落后与指挥上的失误。然而，当他接任暂五师师长后，方才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暂编师”实际上仅有三千余人，却虚报人数至七千多人。——国民党中诸多军官均采取谎报人数、虚报空缺之手段，一旦战事爆发，便谎报伤亡、逃亡，以骗取补给。
◆郭汝瑰
1943年，郭汝瑰自战场调回战时首都重庆，目睹了众多权贵间的尔虞我诈、权谋斗争，乃至滥用职权，搜刮国难财，与前线士兵的浴血奋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残酷的现实不禁让这位爱国将领心生疑问——国民政府是否能够有效领导抗战？蒋介石是否真的能救国救民？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积怨，促使郭汝瑰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他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像我这样憎恨剥削、稍具爱国情怀与正义感的人，眼见国家似乎要被一小撮蛀虫所葬送，却不愿投向光明以拯救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
1945年5月，郭汝瑰邂逅了黄埔军校的同窗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在任逖猷的引荐下，他得以与任廉儒重逢。彼时，任廉儒正任职于中共中央社会部，专责军事情报，并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指导。在历经15年的党组织联系中断后，郭汝瑰终于觅得地下党，内心激动难掩。
在任廉儒的精心策划下，郭汝瑰得以与董必武进行了两次会面，并向其提出了恢复党籍以及前往延安的愿望。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述了董必武的观点：“关于你恢复党籍的请求，原则上予以支持，然需经历一番考验。我方同志若欲渗透至国民党核心，实属不易。相较之下，你前往延安的贡献相对较小。留在国统区，你更能为党的事业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解决你的组织问题。我们期望你能为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任廉儒透露，未来他将与郭汝瑰保持单一渠道的联络。
郭汝瑰坚定地表示：“只要党组织接纳我，我愿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于脑后。”
得益于陈诚的力荐，郭汝瑰的仕途一路畅通，短短一年间便接连晋升，从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跃升至国防部第五厅厅长，继而担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的要职。
郭汝瑰巧妙地利用其职务便利，将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悉数交予任廉儒。任廉儒再将其转交给中共地下党，进而送达解放军作战指挥部。这些情报涵盖了众多关键信息，包括山东的重点进攻计划、徐州司令部的兵力部署、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方案、兖州、长春、双堆集的解围计划，以及国军的江防部署，以及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的兵力配备序列等。
郭汝瑰所输送的军事情报，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仍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战役中所提供的三份重要情报。这些泛黄的纸张上简短的文字，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地下情报工作所面临的危险与艰辛。馆内专设了一个区域，用以展示郭汝瑰的英勇事迹。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发布的《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郭汝瑰被赞誉为“红色作战厅的厅长”。
“郭汝瑰身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身处国府‘决策中枢’，却令中共在千里之外便定下胜局，实乃令人难以置信，堪称一大讽刺。”
四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中记录道：（1946年）11月6日，董必武先生在上海短暂逗留之际，与桂系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白崇禧的官邸进行了深入交谈。
韩练成是谁？董必武为何与他交谈？
韩练成非同小可。在波澜壮阔的中原大战中，他力挽狂澜，将蒋介石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因而深得赏识与重用，被蒋介石亲自点将纳入黄埔系，被誉为“获赐黄马褂之人”。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等众多显赫职位。然而，信仰的指引使他始终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最终与董必武、周恩来等同志取得联系，成为我党不可或缺的情报战线的骨干力量。
韩练成1945年照。
1946年10月，韩练成列席了国民党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了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以及美蒋之间关系等等重要战略情报。同年年底，韩练成率领的整编第四十六师被调至山东莱芜一线。为了获得共产党的指示，他于11月到达南京，设法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韩：“董老正在上海，你立即到上海找董老请示行动方针。”于是，韩练成专程赶到上海，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
在双方的交谈过程中，韩练成率先将所有情报悉数转交给了董必武。
董必武首先对当前局势进行了深入剖析，明确指出蒋介石公然违背了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对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此引发了新的全面内战。随后，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抵御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坚定指示。在会议的最后，董必武郑重叮嘱，务必牢牢掌握部队，抓住有利时机，与解放军协同作战，并详细说明了与华东野战军联络的途径。8日，董必武通过电报向陈毅、张云逸、黎玉传达信息：“韩练成已从华南调往山东，他不愿参与内战，请派遣人员与其取得联系。”
◆董必武年谱。
不久，华东野战军便与韩练成建立了联系。陈毅更是派遣了精干的干部，化装潜入韩部，担任秘密联络人的角色。
1947年伊始，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南北夹击，意图在沂蒙山区与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展开一场决战。韩部整编第四十六师，新近换装美式武器，乃李仙洲北线集团中的劲旅。华东野战军遂决定采取运动战策略，在莱芜周边地区诱敌深入，同时期望韩练成能够作为内应策应。
初战之际，韩练成原本计划率领所部举义，然而局势突变，他未能驾驭部队于阵前反戈，无奈之下只得启动与华东野战军事先商定的“第二方案”。在生死攸关的关头，韩练成带领12名心腹突然撤离指挥位置，使得第四十六师顿时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士兵四处逃散，国民党军因此全线动摇。华野数个纵队趁势而动，迅速发起攻击，短短不到两小时，便将国民党数万大军悉数歼灭，李仙洲、韩浚等21位高级将领悉数被俘。正是这场当年令南京朝野震动的莱芜战役。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震惊不已，怒骂道：“五万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三天内被消灭一空。就算我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共军也绝不可能三天内全部捕获！”
陈毅后来高度评价了韩练成的贡献，并说：“莱芜战役第一功，应是恩来同志和董老。”朱德赞扬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称赞韩练成，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国民党党史学者将韩练成定性为“神州陆沉的罪魁祸首，一名隐藏在军事领域的共产党间谍”。
以上所述仅为我党隐蔽战线的若干实例，尤其是情报工作方面的一瞥，然而，从中不难领略到董必武同志的高瞻远瞩与非凡胆识。
董必武虽非将军之身，却具备统帅之才。他未曾亲自领兵作战，但他所培养的几位顶级间谍，其能力堪比十万精锐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