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今儿个这天气，真够闷的，跟1944年那会儿山东的夏天一个样。你说那时候，老百姓日子多难啊，可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愣是有人往上冲。我刚听了个事儿，心里头搁不住，得跟你唠唠。你说一个十六岁的娃，能干啥？上学、帮家里干活，对吧？可那时候，他端着枪，一个人把三百多个日伪军给打懵了，你信不信？

这事儿就发生在莒县下崖村边上。八路军一个排，提前埋伏在路两边的高坡上，就等一支日伪军过来。情报说就五十来人，打个伏击没啥问题。排长带着人趴着，枪都上了膛，就等敌人进圈。可就在敌人快到的时候，侦察员跑回来，脸都白了，说不对劲，来的不是五十人，是三百多，而且主力是日军，伪军只是打头阵的。排长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这点人要是硬碰，怕是连骨头都剩不下。他立马下令撤退，命令是悄悄传的，谁也不敢大声嚷，怕暴露。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个小战士没听见。他叫赵友金，老家就在莒县，家里父亲和四叔都是老革命，从小听着枪声长大。他十六岁那年非得参军，个子小，一开始被安排当通信兵。可他不甘心，天天练枪，别人练一个时辰，他练两个，肩膀磨破了皮，拿草木灰抹一抹接着练。他以前跟着父亲打猎，枪法有底子，第一次上战场，十发子弹干掉四个鬼子，伤了俩。这成绩，搁当时八路军里，算得上顶尖了。

可这孩子也有个毛病，太较真。班长老说子弹金贵，不能浪费，他记在心里，到了战场上，非得确认能一枪毙敌才肯开枪。第二次打仗，班长子弹打光了，问他借，他愣是不给，说敌人还没进有效射程，打不准。班长急了，抢过四发自己打，又逼他把剩下的六发打出去，这才又干掉两个。结果他因为“浪费”子弹被排长当众批评，委屈得直哭，说：“不是你们说一颗子弹要换一个鬼子吗？”这话一出，排长和班长都沉默了。他们知道，不是这孩子不懂事，是部队太穷，子弹太缺，逼得孩子连开枪都得算计。

这次伏击，他正趴在一个石头后面，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队伍。风大，撤退的号声被吹得七零八落，他压根没听见。他只看见敌人越走越近，心里那股火“噌”地就上来了。他没等命令，一枪打倒了走在最前面的伪军。鬼子一下子乱了，四处张望，不知道山里埋了多少人。赵友金趁机换位置，躲在一棵老松树后，又是一枪，打倒一个日军。他专挑军官和机枪手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得鬼子摸不清虚实。有个鬼子刚架起机枪，就被他一枪撂倒。鬼子指挥官气得直跳脚，可就是不敢往前冲，只能命令手下乱放枪壮胆。

这边排长带着人撤到半山腰，发现赵友金不见了，急得直跺脚。正犹豫要不要派人回去找，就听见山坳里枪声不断。有老兵听出来了：“这枪声，像是赵友金的！”连长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孩子怕是没听见撤退令，一个人跟鬼子干上了。他了解赵友金的脾气，倔得很，可这时候回去救他，风险太大。正犹豫呢，枪声突然停了。没过多久，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山坳里跑了出来，灰头土脸的，可不就是赵友金？

原来他打光了子弹，见鬼子不敢动，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也没用，就趁乱溜了出来。他跑到连长面前，喘着粗气，脸上还带着笑：“连长，我打死好几个鬼子呢！”连长又气又喜，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你小子，命都不要了？没听见撤退号？”赵友金这才明白过来，挠了挠头，说：“风太大，没听见。”这事儿后来在部队里传开了，大家都叫他“小老虎”。一个人把三百多敌人打得不敢前进，这哪是普通新兵干得出来的事？

可这背后，是无数像赵友金这样的少年兵在撑着。抗战打到后期，部队伤亡太大，兵源紧张，很多不到十六岁的孩子都上了前线。他们在抗日儿童团里站岗放哨，送情报，后来直接编进八路军。这些孩子不是不怕死，是家没了，亲人没了，不报仇活不下去。赵友金的爹娘就是被鬼子刺刀挑死的，他躲在草垛里，指甲都掐进肉里，可他知道，活着才能报仇。他参军那天，揣着半块窝头就去了，跪下磕头求首长收留。首长看他额头上的血印，没再拒绝。

这些少年兵，名字大多没留下来。抗战纪念馆里，记载着无数无名英雄的事迹，可具体到个人，能查到的太少。光华北敌后，十四岁以下的小兵就超过两万。他们在山西、山东、河北的山沟里打游击，送信、埋雷、放哨，有时候还得端着枪上阵。他们不是天生勇敢，是逼出来的。赵友金这一枪，打的不只是那个日军军官，更是所有被逼上战场的孩子们的愤怒和不甘。

可打仗不能光靠一腔热血。连长后来批评他，说不能光靠猛劲，得听命令，不然不仅自己危险，还可能连累战友。赵友金把这话记在心里。他明白了，再厉害的枪法，也得在纪律的框架里发挥。战场上，一个人的失误，可能让整个队伍陷入绝境。他后来练枪更勤了，也更注意听命令了。他不再是那个只会闷头打枪的愣头青，而是一个真正懂得战斗意义的战士。

你说，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扛住那么大的压力吗？换我，我都不敢想。可那时候，他们没得选。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担。他们的名字可能被遗忘，但他们的勇气，不该被时间冲淡。我就在想，要是现在的孩子，遇到这种事，会咋办？你会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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